陳文芬〈作者為居住瑞典，自由撰稿人〉
從Facebook得知香港的文學界興起一股集體的社運力量﹐要求政府成立香港文學館。這種社群力量是可貴的﹐高尚的﹐感佩作家們集合起來的勇氣﹐多年來作家都是邊緣的文學個人﹐這次聯合起來為文學在香港公共社會的資源作聲獅吼﹐我們應該好好的傾聽。由我個人親身工作經驗出發﹐我的聯想如下：
1﹐政府答應了﹐忙了好幾年﹐弄來一棟漂亮樓房﹐幾張桌子﹐若干館員﹐擁有許多藏書與作家捐贈手稿。也有些重要作家雕像﹐一切都很像樣了。從此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特區最高等級圖書館的所有專業資源就對香港文學袖手旁觀﹐抽身遠去。你做你的香港文學﹐我搞我的教育閱讀推廣﹐陽關道與獨木橋各顯身手﹐
然後文學館就面臨專業人員缺乏無以為繼﹐手稿維修﹐館際合作出借圖書﹐那一樣不仰仗專業圖書館資源。台灣的情況就是這樣，在台南有一個日本時期的古蹟翻修蓋成文學館作用很大，請來的文學作家大家都不甚捧場，頭一任館長告訴我，一個非常好的文學作家來演講要動員很多人拜託大家來聽，邀請伊能靜來演講立刻滿座，他們經營上的辛苦是可以想得出來的。想不出來的是從此國家圖書館一旁納涼翹腳，文學與他何干，去年從瑞典返回台灣，偶然跟台灣的國家圖書館長有頓飯局，他笑瞇瞇問道，高行健的作品到底有沒有文學價值。做為一個繳稅二十幾年的國民，遇見這樣的幽默實在笑不出來，我只得出一個結論：把文學館與國家圖書館分流是資源分配一大錯誤。作家以為爭到一個新的地盤，實則失去全部國家原來應該給的資源。
2.要是香港政府不答應，此事要善了，我有下文。往兩個方向發展：
其一，作家們應該考慮以北歐的圖書館經驗，審識香港政府圖書館資源多年來是如何打劫了香港作家。約一百多年前，由一個丹麥女作家發起的運動，要求圖書館借書給公眾，大家向政府繳稅，圖書館應該尊重著作財產權，所以整個北歐社會形成共識，圖書館每借出一本書就付給作者一元克朗，〈譯者與插畫家也有〉瑞典克朗跟港幣大約同值，這些錢每年提撥給民間自己成立的作家協會，協會轉帳付給會員，童話作家林德格倫身後每年仍有約百萬的收入是來自公共圖書館的借閱費。我訪問過的每一位瑞典圖書館員他們無一例外，很驕傲的告訴我，做為一個圖書館員的專業人員，他們從來沒有侵佔過任何一位作家的苦心創作一文錢。這些話叫我欽佩到啞口無言。看看我們台灣的KTV卡拉OK店，每唱一首歌，就付給詞曲作者一點錢，商業娛樂市場都懂得遊戲規則跟道義，但公眾圖書館就公然打劫作家譯者插畫家，我們這樣的社會太不和諧。
其二。我的好友作家陳寧寫過動人的文章，說她願意死葬巴黎蒙帕納斯慕園，與那些法國大文豪同葬一處，真是身有同感！巴黎有的是咖啡店、藝術家文學家墳墓，瑞典有諾貝爾文學獎有紀念作家個人的故居，但也沒有瑞典文學館，我也願意死在巴黎，就叫香港作家也以死在香港才是最大榮寵。文學館不如文學墳〈看一看北京現代文學館吧，搞了一大堆魯迅巴金茅頓的雕像還真像個活的文學墳墓，那又何必大費周張搞文學館，手稿就留在真正的圖書館。錢最好撥進作家的口袋，大家可以到鏞記酒家吃燒鵝。商量如何死在一起，成個香港文學墳墓景點。香港寸土寸金，老百姓買樓都痛苦，作家集錢買墳更不可能，那這麼辦吧，香港缺樹，最少綠地，噪音又大，如果中央圖書館也是袖手旁觀，把文學放一邊翹腳納涼的，香港作家不如跟中央圖書館外圍要綠地種樹，搞一個樹林：金庸樹，倪匡樹、也斯樹，西西樹，李碧華樹，劉以鬯樹，效法林青霞師父聖嚴法師的樹葬，那香港作家生沒有文學館不以為憾，死也終於走進中央圖書館，給自己的文學立了永恆瀟灑的墳。
本文寫於2010-01-05
刊登於香港明報世紀版2010-01-27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2010年1月3日星期日
十五部電影
1,第凡內早餐
2,第七封印
3,芬妮與亞歷山大
4,狗臉的歲月
5,夏日之戀(楚浮)
6,遮蔽的天空
7,沒有記憶的人(芬蘭電影〉
8,住在海島的居民(片名:Hemsoborna,史特林堡小說電影,1965,Allan Edwall主演)
9,三峽好人（賈樟柯)
10,阿爾內先生的金銀(片名：Arnes Pengar,1919 ,Selma Lageröf小說電影)
11,譚弟舅舅(Jacques Tati 1936-1967有五部)
12,終極天將(Terry Gilliam的電影)
13,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14,布拉格練習曲
15,夢多Mondo(勒.克雷齊奧的小說電影)
PS,只是好玩，FB的遊戲，直覺記錄想到的十五部電影。
2,第七封印
3,芬妮與亞歷山大
4,狗臉的歲月
5,夏日之戀(楚浮)
6,遮蔽的天空
7,沒有記憶的人(芬蘭電影〉
8,住在海島的居民(片名:Hemsoborna,史特林堡小說電影,1965,Allan Edwall主演)
9,三峽好人（賈樟柯)
10,阿爾內先生的金銀(片名：Arnes Pengar,1919 ,Selma Lageröf小說電影)
11,譚弟舅舅(Jacques Tati 1936-1967有五部)
12,終極天將(Terry Gilliam的電影)
13,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14,布拉格練習曲
15,夢多Mondo(勒.克雷齊奧的小說電影)
PS,只是好玩，FB的遊戲，直覺記錄想到的十五部電影。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北大胡蔚答南方周末記者夏榆事件──轉貼胡蔚20091206網路文章
2009-12-06 15:41:47: Hu Wei
规范问题——胡蔚致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
经友人指点，方才读到《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对刘慧儒先生指控的调查结论》，作为当事人之一，不解之处甚多。又因为在此事中，行使审裁权的“南周职业规范委员会”却未公开联系方式，亦从未有人就此事与我联系，只好借网络一角问询。
“规范”是当下社会稀缺的东西，“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以规范员工职业道德为圭臬，以树立新闻业规范为宗旨，值得嘉许。只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展开规范调查，且刘慧儒先生在他的文章《文化作坊离黑店还有多远》已经提到，在下的遭遇与他如出一辙（刘文中写道：“我看到文中还引了北大日耳曼文学学者胡蔚女士的几句话，好奇心起，打电话去问。胡蔚说，记者夏榆也对她作了一个专访，为此她赶写了约五六千字，其中也是大段大段被他未加标识挪用了。”）为何至今不见《南方周末》与我联系求证？竟然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被“道谢和道歉。请问，道歉和道谢的诚意何在？
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份“调查结论”里，提到：“本报在制作诺贝尔文学奖专题报道的过程中，编辑与记者由于沟通不足导致内容取舍有所不当的操作瑕疵，在割舍自述稿的前提下，在综述稿中对信息源的标注频次可以更多，本委员会谨此向刘先生和别的受访者以及广大读者致歉。”这段话非常拗口，事实却非常简单：署名夏榆记者的文章《诺贝尔新女王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全文3737字，其中2160字源自本人向夏榆提供的“专访答复”函件，已标识来源的130多字，未标识来源的2030字左右，是全文篇幅的54％。不知贵刊“职业规范委员会”的调查取证工作中，是否阅读过受访者的原始稿件？请“规范”地比证。再问“南周职规会”，新闻行业如何定义这种“操作瑕疵”？“标注频次可以更多”，非但不见警醒反悔之意，言外之意，是不是也“可以不标”？
由此，我只好遗憾地得出结论，新闻行业的道德规范，受访者的正当权益，看来并不是《南方周末》关心的对象。这份“调查结论”只是一个华丽的手势，平息舆情，安抚民心而已。
对于受访者个人来说，这是段令人不快的经历。对于倡导“规范”的南周来说，却事关诚信。因此，吁请《南方周末》引以为戒、尊重事实和规范，再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乃至自毁长城。 胡蔚 2009年12月6日
规范问题——胡蔚致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
经友人指点，方才读到《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对刘慧儒先生指控的调查结论》，作为当事人之一，不解之处甚多。又因为在此事中，行使审裁权的“南周职业规范委员会”却未公开联系方式，亦从未有人就此事与我联系，只好借网络一角问询。
“规范”是当下社会稀缺的东西，“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以规范员工职业道德为圭臬，以树立新闻业规范为宗旨，值得嘉许。只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展开规范调查，且刘慧儒先生在他的文章《文化作坊离黑店还有多远》已经提到，在下的遭遇与他如出一辙（刘文中写道：“我看到文中还引了北大日耳曼文学学者胡蔚女士的几句话，好奇心起，打电话去问。胡蔚说，记者夏榆也对她作了一个专访，为此她赶写了约五六千字，其中也是大段大段被他未加标识挪用了。”）为何至今不见《南方周末》与我联系求证？竟然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被“道谢和道歉。请问，道歉和道谢的诚意何在？
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份“调查结论”里，提到：“本报在制作诺贝尔文学奖专题报道的过程中，编辑与记者由于沟通不足导致内容取舍有所不当的操作瑕疵，在割舍自述稿的前提下，在综述稿中对信息源的标注频次可以更多，本委员会谨此向刘先生和别的受访者以及广大读者致歉。”这段话非常拗口，事实却非常简单：署名夏榆记者的文章《诺贝尔新女王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全文3737字，其中2160字源自本人向夏榆提供的“专访答复”函件，已标识来源的130多字，未标识来源的2030字左右，是全文篇幅的54％。不知贵刊“职业规范委员会”的调查取证工作中，是否阅读过受访者的原始稿件？请“规范”地比证。再问“南周职规会”，新闻行业如何定义这种“操作瑕疵”？“标注频次可以更多”，非但不见警醒反悔之意，言外之意，是不是也“可以不标”？
由此，我只好遗憾地得出结论，新闻行业的道德规范，受访者的正当权益，看来并不是《南方周末》关心的对象。这份“调查结论”只是一个华丽的手势，平息舆情，安抚民心而已。
对于受访者个人来说，这是段令人不快的经历。对于倡导“规范”的南周来说，却事关诚信。因此，吁请《南方周末》引以为戒、尊重事实和规范，再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乃至自毁长城。 胡蔚 2009年12月6日
南方周末請你拿出誠信來！──轉貼劉慧儒的文章
表于 2009-12-5 21:55
打著燈籠求真相
《南方週末》，請你拿出誠信來！——回應南方週末職規會的調查結論劉慧儒
11月24日，我寫的《文化作坊離黑店還有多遠？》一文被貼到了網上，《南方週末》隨即“依例啟動調查程式”，就其記者夏榆涉嫌抄襲剽竊一事進行調查，11月30日公佈了《南方週末職業規範委員會對劉慧儒先生指控的調查結論》。《南方週末》對一篇網上的批評文章如此重視並迅速調查核實，作出反應，其情可嘉。但其調查程式和結論，我實在不敢茍同。
首先，文中稱曾經“向劉慧儒先生發出信件（迄今未收到回復，我們期望劉先生儘快與本報聯繫）”，我讀了十分詫異。《調查結論》我是在網上看到的，此前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委員會存在，也從未收到該會的片言只語。唯在24日那天接到《南方週末》負責文化板塊的向陽先生一信，但信裏沒提起職規會及其調查事宜。我也是從他那兒才得知拙文已經貼在網上了。他說：“本報和您之間有些訊息需要溝通。您如果可以正常收到此信，請回復。”
11月25日我立刻回了信：
向陽先生：您好！
《文化作坊離黑店還有多遠？》一稿，我寄給過幾位親友傳閱，但並沒發到網上。有朋友將它轉寄給了國內幾家報紙，包括《南周》。夏榆先生知道此事，還來信威脅，不讓我發表。我請他指出，文中“到底哪一樁事與實情不合？”。他答不上來，只是含糊其辭地說，“會有更合適的人”——難道有比他更知實情的人？——來“指正”。一個月過去了，還不見有人出來。
寫文章當然想到面世，自己遲遲沒發，是想就事後夏榆先生一連串的反應作個補記，特別要談談《南周》後來的“感謝”，題目是《剽竊者的川劇臉》，可惜還沒寫好。
過去我對《南周》印象頗好，否則我當時也不會答應合作的。希望夏榆先生的做法不是貴報的潛規則，願您的答覆會使我相信這一點。
順祝
編安！
劉慧儒
向陽先生沒有再來信，後來就出現了這個調查結論。
既然要調查，理當與當事雙方取得聯繫，收集核對相關文件，以防作弊。可惜《南方週末》並沒這樣做。退一步講，就算曾與我聯繫過，那麼一次未果，總可以再試一次吧？哪怕寫封掛號信留個存根也行。遺憾的是，《南方週末》未經必要程式，便先自下了結論。
結論說：“本報在此稿采編諸環節不存在‘抄襲’和‘剽竊’問題”。其依據是夏榆提供的“劉先生和夏榆的往來電子郵件及所涉‘諾貝爾文學獎專題’的見報與未見報稿件”。假如夏榆先生提供的材料完整無誤，假如職規會也確實認真“比照、厘清”過，那麼，怎麼能推出這麼個結論來？
事情的始末我已在前一篇文章中講過，這裡就不重復了。總之，夏榆先生以“採訪”名義向我和北大學者胡蔚女士索稿，稿子到手後，拼湊成一篇近4000字的文章發表，署上自己的名字。文中絕口不提採訪之事，除了很突兀地引了我們幾句話外，一字不易從我這兒抄去約1250字，從胡蔚女士那兒抄去2000多字。當胡蔚女士提出抗議後，才答應下期刊登致謝聲明。如果當時夏榆先生能夠正視事實，誠懇認錯道歉，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但他振振有詞，說“這是新聞的操作”，“就職業行為而言，我作為記者並沒有疏失”，僅只對報社編輯（他本人是記者）沒有刊出另一部分稿件表示歉意。其實，未刊的那部分文字誰也沒有深究，追究的只是刊出、但劃在夏榆名下的這一部分。記者當然可以在綜述稿中引用受訪者的話，但得明示出處，不能強取自用。
事情很明瞭，抄還是沒抄，白紙黑字俱在，兩相對照，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諒也不難。可是《南方週末》卻置事實焦點于不顧，先來一個籠統否認，後扯一通細枝末節，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朝不知情的讀者噴灑一頭霧水。雖然反覆“致歉”，並許以稿酬，但看不出內心有何誠意。這種做法，或可自欺，但不足以欺人，杜不了網民之口，更遑論服悠悠天下人之心。
夏榆一案涉及的首先是記者的職業操守，但作為媒體重鎮，《南方週末》如何處理，事關公正與誠信的原則問題。南方週末職業規範委員會的一紙結論，飾非諉過，客觀上將夏榆式“新聞操作法”納入了規範，這不僅給仿傚者開了綠燈，也予社會以不良示範，令讀者大眾心涼。
報紙是公器，披露事實，揭示真相，乃是它的天職。如果連一件有稽可查的個案都理不清（或不願理清），我們又如何期待它理清紛繁複雜的世事？如果連“家事”都不能平議，我們又怎麼能指望它客觀公正地議論國事呢？公正與否、有無誠信，對一份報紙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為重要的？《南方週末》，請你拿出誠信來吧！
（2009年12月3日于德國邊城特裏爾）
打著燈籠求真相
《南方週末》，請你拿出誠信來！——回應南方週末職規會的調查結論劉慧儒
11月24日，我寫的《文化作坊離黑店還有多遠？》一文被貼到了網上，《南方週末》隨即“依例啟動調查程式”，就其記者夏榆涉嫌抄襲剽竊一事進行調查，11月30日公佈了《南方週末職業規範委員會對劉慧儒先生指控的調查結論》。《南方週末》對一篇網上的批評文章如此重視並迅速調查核實，作出反應，其情可嘉。但其調查程式和結論，我實在不敢茍同。
首先，文中稱曾經“向劉慧儒先生發出信件（迄今未收到回復，我們期望劉先生儘快與本報聯繫）”，我讀了十分詫異。《調查結論》我是在網上看到的，此前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委員會存在，也從未收到該會的片言只語。唯在24日那天接到《南方週末》負責文化板塊的向陽先生一信，但信裏沒提起職規會及其調查事宜。我也是從他那兒才得知拙文已經貼在網上了。他說：“本報和您之間有些訊息需要溝通。您如果可以正常收到此信，請回復。”
11月25日我立刻回了信：
向陽先生：您好！
《文化作坊離黑店還有多遠？》一稿，我寄給過幾位親友傳閱，但並沒發到網上。有朋友將它轉寄給了國內幾家報紙，包括《南周》。夏榆先生知道此事，還來信威脅，不讓我發表。我請他指出，文中“到底哪一樁事與實情不合？”。他答不上來，只是含糊其辭地說，“會有更合適的人”——難道有比他更知實情的人？——來“指正”。一個月過去了，還不見有人出來。
寫文章當然想到面世，自己遲遲沒發，是想就事後夏榆先生一連串的反應作個補記，特別要談談《南周》後來的“感謝”，題目是《剽竊者的川劇臉》，可惜還沒寫好。
過去我對《南周》印象頗好，否則我當時也不會答應合作的。希望夏榆先生的做法不是貴報的潛規則，願您的答覆會使我相信這一點。
順祝
編安！
劉慧儒
向陽先生沒有再來信，後來就出現了這個調查結論。
既然要調查，理當與當事雙方取得聯繫，收集核對相關文件，以防作弊。可惜《南方週末》並沒這樣做。退一步講，就算曾與我聯繫過，那麼一次未果，總可以再試一次吧？哪怕寫封掛號信留個存根也行。遺憾的是，《南方週末》未經必要程式，便先自下了結論。
結論說：“本報在此稿采編諸環節不存在‘抄襲’和‘剽竊’問題”。其依據是夏榆提供的“劉先生和夏榆的往來電子郵件及所涉‘諾貝爾文學獎專題’的見報與未見報稿件”。假如夏榆先生提供的材料完整無誤，假如職規會也確實認真“比照、厘清”過，那麼，怎麼能推出這麼個結論來？
事情的始末我已在前一篇文章中講過，這裡就不重復了。總之，夏榆先生以“採訪”名義向我和北大學者胡蔚女士索稿，稿子到手後，拼湊成一篇近4000字的文章發表，署上自己的名字。文中絕口不提採訪之事，除了很突兀地引了我們幾句話外，一字不易從我這兒抄去約1250字，從胡蔚女士那兒抄去2000多字。當胡蔚女士提出抗議後，才答應下期刊登致謝聲明。如果當時夏榆先生能夠正視事實，誠懇認錯道歉，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但他振振有詞，說“這是新聞的操作”，“就職業行為而言，我作為記者並沒有疏失”，僅只對報社編輯（他本人是記者）沒有刊出另一部分稿件表示歉意。其實，未刊的那部分文字誰也沒有深究，追究的只是刊出、但劃在夏榆名下的這一部分。記者當然可以在綜述稿中引用受訪者的話，但得明示出處，不能強取自用。
事情很明瞭，抄還是沒抄，白紙黑字俱在，兩相對照，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諒也不難。可是《南方週末》卻置事實焦點于不顧，先來一個籠統否認，後扯一通細枝末節，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朝不知情的讀者噴灑一頭霧水。雖然反覆“致歉”，並許以稿酬，但看不出內心有何誠意。這種做法，或可自欺，但不足以欺人，杜不了網民之口，更遑論服悠悠天下人之心。
夏榆一案涉及的首先是記者的職業操守，但作為媒體重鎮，《南方週末》如何處理，事關公正與誠信的原則問題。南方週末職業規範委員會的一紙結論，飾非諉過，客觀上將夏榆式“新聞操作法”納入了規範，這不僅給仿傚者開了綠燈，也予社會以不良示範，令讀者大眾心涼。
報紙是公器，披露事實，揭示真相，乃是它的天職。如果連一件有稽可查的個案都理不清（或不願理清），我們又如何期待它理清紛繁複雜的世事？如果連“家事”都不能平議，我們又怎麼能指望它客觀公正地議論國事呢？公正與否、有無誠信，對一份報紙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為重要的？《南方週末》，請你拿出誠信來吧！
（2009年12月3日于德國邊城特裏爾）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轉貼一篇劉慧儒的文章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6152963&boardId=2
文化作坊离黑店还有多远？
刘慧儒
长年蛰居德国小城，国内的很多情况止于耳闻。据说国内抄袭、剽窃之风甚烈，我也将信将疑。最近与国内媒体打了一次交道，算是给我补了一课。
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赫塔•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翌日收到了好友张宽从美国寄来的电邮，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谈谈米勒。我说好的。
过了一会儿便接到一封来自故国的邮件：
我是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现做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报道。
剑梅和张宽先生推荐了您,很希望做您的电邮访问。
附件是我的采访问题。
即颂
安好!
夏榆 10/9
果然附件里有11个问题。我去信问，最晚什么时候交稿。那边马上答复：
慧儒老师：好！
我就按剑梅她们那样称您吧。我周日做稿，周一发稿。
周日之前您给我就好。我们的版面是6000字的容量，但您可以充分地表达。
很高兴有这次合作。
既然这么急，我只得放下手边的工作，答应星期六晚上把稿子写好了发过去。我正在准备，记者又来信了：
诺贝尔文学奖专题，我们希望呈现出深度感/思想性/独立视角，以区别于最近可能出现的媒体信息狂潮。所以也需要您在表述时尽可能避开媒体已经言说过的部分。
深入解析这个作家和时代的关系，和家国的关系以及和文化的关系。
包括她的写作/思想和生活。
这些对您而言，当然是不需赘言的。
我也就是多说一句。
期待回卷。
虽是提要求，我读了还是很高兴，到底是《南方周末》，不随波逐流。花点精力写点心得也值。写到周六下半夜，只写出5000字左右，想想国内是上班时间了，便匆匆煞住，发了过去。反馈马上来了：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覆，是我期待中的答案。谢谢您！
有一句话，我想做标题，就是穆勒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 她是在何时在何处说这个话的，语境是针对外界的批评和质疑么？
原文怎么写？再次感谢您的思考和表达！
不久，又发来一信：
本报“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新闻专题，用的是新闻操作方式。（……）您的回答里，有叙事元素的，我作为对您的采访植入综述稿里；有论述部分单独列出，作为您受访的回答。特别说明，您以为如何？
我觉得这些技术性安排，记者编辑最内行，就答复说，请他“酌情安排”。妻子说，这样一来，记者就可以随意改动我的稿子了。我说，怎么编排是他的事，但稿子是我写的，前后次序挪移一下或作一些删节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反正文责自负，放在哪里还不是一样？周四出报了，我让国内家人留意一下《南方周末》，家人说，并没见对我的采访。这是怎么回事？
上网一查，一个眼熟的标题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署名《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全文不到4000字，连读两遍，也没找到我们书信往来中反复提及的“采访”或“受访”字眼。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无头无尾引了两小段我的话，约200字左右。可在记者署名的文章里，一字不易照抄我原文的却有1250字之多！我看到文中还引了北大日耳曼文学学者胡蔚女士的几句话，好奇心起，打电话去问。胡蔚说，记者夏榆也对她作了一个专访，为此她赶写了约五六千字，其中也是大段大段被他未加标识挪用了。
至此真相大白，我无话可说。遇到这种事，与当事人交涉，已没有意义，但全盘接受吧，又心有不甘。
过了两天，记者又来信了：
慧儒老师：您好！
报纸出来了,专题的整体构造效果还好。
鉴于新闻操作的特性,限于版面的容量,对您的采访未能完整呈现这是我的遗憾。我请编辑在报纸的版面上做说明：本文采访得到XX大学刘慧儒女士的资讯支持,特此致谢。
报纸我请办公室寄出。感谢和未尽的心意只有他日补偿了。
即颂
幸福！
看了信，我更糊涂了。不知我是男是女不打紧，怎么倒谢起我并没有提供过的“资讯支持”来了？如果他一开始就要求我给他提供匿名无偿的“咨讯支持”，则另当别论。而所谓“说明”，本期《南方周末》里没有，以后即使登出，读者谁去理会某个星期某版某稿的某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写采访某某，为己为人省去多少麻烦呢？至于“您的采访未能完整呈现”，我还以为只是删节呢，可人家删掉的是受访者的名字！真没想到，《南方周末》作为公共舆论的重镇，竟有这样一个“新闻操作特性”。
回头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设计得可谓滴水不漏，令人眼界大开。所谓周一发稿，为的是让“受访者”熬夜打拼，他有充裕的时间慢慢收渔人之利。让你“避开媒体已经言说过的部分”，他就能独抒己见。你不是同意把“有叙事元素的”“植入综述”吗，他是守信用的呀，你的文字栽在他的地里，自然归他收割。至于“论述部分单独列出，作为您的受访回答”，那是版面排不下了，只好割爱。下来是善后：首先“遗憾”，接着“致谢”，又说赠阅报纸，还许诺“他日补偿”（补偿什么？），并祝你幸福（怎么个幸福法？）。可惜的是，这一切做得太圆满、太无懈可击了，不由得联想起黑店作业。
公器私用，在与时俱进的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某些灰色地带，浑水摸鱼的规则，已由潜入明，见多不怪了。但在文化和舆论领域，玩的是白纸黑字的游戏，讲究的是清晰、透明，供大众看清事理，以形成共识。毕竟话语有着维系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春秋礼崩乐坏，孔子的“正名”让乱臣贼子惧；明清有“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之说，盖因语言和现实还是有一定的批判性距离，能坚守最后的一点正义，不至于天下大坏。我们应该庆幸，文字今天还承载着某种超越私利的价值，倘若文化界占据要津的人也开始像贪官一样去横敛或者像绿林大盗一样来剪径——那么社会清明，夫复何言？
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女王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846
原文地址：http://bbs.anti-cnn.com/thread-208908-1-1.html
文化作坊离黑店还有多远？
刘慧儒
长年蛰居德国小城，国内的很多情况止于耳闻。据说国内抄袭、剽窃之风甚烈，我也将信将疑。最近与国内媒体打了一次交道，算是给我补了一课。
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赫塔•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翌日收到了好友张宽从美国寄来的电邮，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谈谈米勒。我说好的。
过了一会儿便接到一封来自故国的邮件：
我是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现做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报道。
剑梅和张宽先生推荐了您,很希望做您的电邮访问。
附件是我的采访问题。
即颂
安好!
夏榆 10/9
果然附件里有11个问题。我去信问，最晚什么时候交稿。那边马上答复：
慧儒老师：好！
我就按剑梅她们那样称您吧。我周日做稿，周一发稿。
周日之前您给我就好。我们的版面是6000字的容量，但您可以充分地表达。
很高兴有这次合作。
既然这么急，我只得放下手边的工作，答应星期六晚上把稿子写好了发过去。我正在准备，记者又来信了：
诺贝尔文学奖专题，我们希望呈现出深度感/思想性/独立视角，以区别于最近可能出现的媒体信息狂潮。所以也需要您在表述时尽可能避开媒体已经言说过的部分。
深入解析这个作家和时代的关系，和家国的关系以及和文化的关系。
包括她的写作/思想和生活。
这些对您而言，当然是不需赘言的。
我也就是多说一句。
期待回卷。
虽是提要求，我读了还是很高兴，到底是《南方周末》，不随波逐流。花点精力写点心得也值。写到周六下半夜，只写出5000字左右，想想国内是上班时间了，便匆匆煞住，发了过去。反馈马上来了：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覆，是我期待中的答案。谢谢您！
有一句话，我想做标题，就是穆勒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 她是在何时在何处说这个话的，语境是针对外界的批评和质疑么？
原文怎么写？再次感谢您的思考和表达！
不久，又发来一信：
本报“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新闻专题，用的是新闻操作方式。（……）您的回答里，有叙事元素的，我作为对您的采访植入综述稿里；有论述部分单独列出，作为您受访的回答。特别说明，您以为如何？
我觉得这些技术性安排，记者编辑最内行，就答复说，请他“酌情安排”。妻子说，这样一来，记者就可以随意改动我的稿子了。我说，怎么编排是他的事，但稿子是我写的，前后次序挪移一下或作一些删节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反正文责自负，放在哪里还不是一样？周四出报了，我让国内家人留意一下《南方周末》，家人说，并没见对我的采访。这是怎么回事？
上网一查，一个眼熟的标题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署名《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全文不到4000字，连读两遍，也没找到我们书信往来中反复提及的“采访”或“受访”字眼。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无头无尾引了两小段我的话，约200字左右。可在记者署名的文章里，一字不易照抄我原文的却有1250字之多！我看到文中还引了北大日耳曼文学学者胡蔚女士的几句话，好奇心起，打电话去问。胡蔚说，记者夏榆也对她作了一个专访，为此她赶写了约五六千字，其中也是大段大段被他未加标识挪用了。
至此真相大白，我无话可说。遇到这种事，与当事人交涉，已没有意义，但全盘接受吧，又心有不甘。
过了两天，记者又来信了：
慧儒老师：您好！
报纸出来了,专题的整体构造效果还好。
鉴于新闻操作的特性,限于版面的容量,对您的采访未能完整呈现这是我的遗憾。我请编辑在报纸的版面上做说明：本文采访得到XX大学刘慧儒女士的资讯支持,特此致谢。
报纸我请办公室寄出。感谢和未尽的心意只有他日补偿了。
即颂
幸福！
看了信，我更糊涂了。不知我是男是女不打紧，怎么倒谢起我并没有提供过的“资讯支持”来了？如果他一开始就要求我给他提供匿名无偿的“咨讯支持”，则另当别论。而所谓“说明”，本期《南方周末》里没有，以后即使登出，读者谁去理会某个星期某版某稿的某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写采访某某，为己为人省去多少麻烦呢？至于“您的采访未能完整呈现”，我还以为只是删节呢，可人家删掉的是受访者的名字！真没想到，《南方周末》作为公共舆论的重镇，竟有这样一个“新闻操作特性”。
回头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设计得可谓滴水不漏，令人眼界大开。所谓周一发稿，为的是让“受访者”熬夜打拼，他有充裕的时间慢慢收渔人之利。让你“避开媒体已经言说过的部分”，他就能独抒己见。你不是同意把“有叙事元素的”“植入综述”吗，他是守信用的呀，你的文字栽在他的地里，自然归他收割。至于“论述部分单独列出，作为您的受访回答”，那是版面排不下了，只好割爱。下来是善后：首先“遗憾”，接着“致谢”，又说赠阅报纸，还许诺“他日补偿”（补偿什么？），并祝你幸福（怎么个幸福法？）。可惜的是，这一切做得太圆满、太无懈可击了，不由得联想起黑店作业。
公器私用，在与时俱进的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某些灰色地带，浑水摸鱼的规则，已由潜入明，见多不怪了。但在文化和舆论领域，玩的是白纸黑字的游戏，讲究的是清晰、透明，供大众看清事理，以形成共识。毕竟话语有着维系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春秋礼崩乐坏，孔子的“正名”让乱臣贼子惧；明清有“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之说，盖因语言和现实还是有一定的批判性距离，能坚守最后的一点正义，不至于天下大坏。我们应该庆幸，文字今天还承载着某种超越私利的价值，倘若文化界占据要津的人也开始像贪官一样去横敛或者像绿林大盗一样来剪径——那么社会清明，夫复何言？
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女王赫塔•米勒“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846
原文地址：http://bbs.anti-cnn.com/thread-208908-1-1.html
2009年10月23日星期五
2009諾貝爾文學獎Herta Muller
撰文：陳文芬
本文刊於2009/10/09台灣聯合報
瑞典學院將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荷塔‧慕勒：『用詩的壓縮和散文的客觀性﹐刻畫一無所有者的處境。』
※Herta Muller：『我怕，故我寫作』
荷塔‧慕勒不是一個喜歡接受訪問的作家。她著名散文集《國王鞠躬而殺》二○○七年瑞典文譯本發表時，她到瑞典來清楚表達她對『語言』的看法。她經歷過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經歷過羅馬尼亞獨裁總統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使用大量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的瘋狂恐怖時代，『我不信任語言。語言表述文學與藝術有一定的價值。可是，語言同時也是政府掌控與玩弄人民的工具！』慕勒在學校當老師，二十七歲那年就因為拒絕跟特務合作而遭革職，特務威脅要殺她，禁止出境出書。她好不容易出版頭一本書描寫兒時鄉村生活《低地》，當局勒令刪去一個詞彙是『箱子』，避免叫人聯想到“逃亡”。『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一九八六年慕勒與她同為作家的丈夫華格納Richard Wagner得到出境證，遷往柏林，她一直使用德語寫作，獲獎無數，也在歐洲與美國大學當客座教授。她多半寫她自身經歷的經驗，羅馬尼亞受政治迫害的生活與流亡到德國的生活。
九十年代慕勒退出了德國筆會。兩德統一以後，筆會也合併，慕勒不願意跟前東德的作家待在同一個寫作團體，她批評那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什麼。』慕勒避難到柏林以後，特務還來過騷擾。
慕勒的寫作語言帶著強烈的詩意與拘謹。她的語言有時不好懂得，這必須回溯到她自身的語言經驗，一個出生在德語區的少數民族，一顆隨時要保持純潔語言的心靈，『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在她記憶所及，她不停自問羅馬尼亞為何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也記得家鄉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懼裡生活，『我怕，所以我寫作。』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垮了改變了中東歐的政治大勢，尼古拉‧壽西斯古與他的妻子埃列娜遭到審判槍決。詞語的力量沒有在烙印人的心靈傷痕裡停留腳步，有一回當慕勒看見一個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給你的家具安裝一隻腳！』她驚心地浮現了特務到家裡來時，將廚房的椅子拉進客廳的情景。慕勒從來不尋找寫作題材而是題材找上她，『一個作家要是沒有這種感覺就不要寫作，世界上的書已經夠多了。』她的書寫試圖說服讀者懂得她的經驗，而使人感動。
慕勒今年發表的小說新作《氣的鞦韆》震撼國際文壇。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到集中營做了奴工。慕勒的母親是其中一人，做了五年奴工。慕勒二○○一年起返鄉記錄鄉下還活著的老人，結識曾在集中營生活的德語作家Oskar Pastior，兩人原來合作寫書，二○○六年Pastior病亡，慕勒獨力以小說體完成。慕勒這部小說的寫法一點都不多情感傷，盡管集中營的生活是受困於粗野暴力，但她以平常之筆寫來，集中營竟成為受難者的故鄉。她的詩境散文凝望了恐懼生活的深淵。
本文刊於2009/10/09台灣聯合報
瑞典學院將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荷塔‧慕勒：『用詩的壓縮和散文的客觀性﹐刻畫一無所有者的處境。』
※Herta Muller：『我怕，故我寫作』
荷塔‧慕勒不是一個喜歡接受訪問的作家。她著名散文集《國王鞠躬而殺》二○○七年瑞典文譯本發表時，她到瑞典來清楚表達她對『語言』的看法。她經歷過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經歷過羅馬尼亞獨裁總統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使用大量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的瘋狂恐怖時代，『我不信任語言。語言表述文學與藝術有一定的價值。可是，語言同時也是政府掌控與玩弄人民的工具！』慕勒在學校當老師，二十七歲那年就因為拒絕跟特務合作而遭革職，特務威脅要殺她，禁止出境出書。她好不容易出版頭一本書描寫兒時鄉村生活《低地》，當局勒令刪去一個詞彙是『箱子』，避免叫人聯想到“逃亡”。『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一九八六年慕勒與她同為作家的丈夫華格納Richard Wagner得到出境證，遷往柏林，她一直使用德語寫作，獲獎無數，也在歐洲與美國大學當客座教授。她多半寫她自身經歷的經驗，羅馬尼亞受政治迫害的生活與流亡到德國的生活。
九十年代慕勒退出了德國筆會。兩德統一以後，筆會也合併，慕勒不願意跟前東德的作家待在同一個寫作團體，她批評那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什麼。』慕勒避難到柏林以後，特務還來過騷擾。
慕勒的寫作語言帶著強烈的詩意與拘謹。她的語言有時不好懂得，這必須回溯到她自身的語言經驗，一個出生在德語區的少數民族，一顆隨時要保持純潔語言的心靈，『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在她記憶所及，她不停自問羅馬尼亞為何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也記得家鄉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懼裡生活，『我怕，所以我寫作。』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垮了改變了中東歐的政治大勢，尼古拉‧壽西斯古與他的妻子埃列娜遭到審判槍決。詞語的力量沒有在烙印人的心靈傷痕裡停留腳步，有一回當慕勒看見一個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給你的家具安裝一隻腳！』她驚心地浮現了特務到家裡來時，將廚房的椅子拉進客廳的情景。慕勒從來不尋找寫作題材而是題材找上她，『一個作家要是沒有這種感覺就不要寫作，世界上的書已經夠多了。』她的書寫試圖說服讀者懂得她的經驗，而使人感動。
慕勒今年發表的小說新作《氣的鞦韆》震撼國際文壇。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到集中營做了奴工。慕勒的母親是其中一人，做了五年奴工。慕勒二○○一年起返鄉記錄鄉下還活著的老人，結識曾在集中營生活的德語作家Oskar Pastior，兩人原來合作寫書，二○○六年Pastior病亡，慕勒獨力以小說體完成。慕勒這部小說的寫法一點都不多情感傷，盡管集中營的生活是受困於粗野暴力，但她以平常之筆寫來，集中營竟成為受難者的故鄉。她的詩境散文凝望了恐懼生活的深淵。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老城的一天﹐兩個人的大日子
撰文：陳文芬
刊於2009/10/11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版
從羅馬尼亞流亡到德國的女作家荷塔‧慕勒Herta Muller得到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住在柏林的慕勒揭曉以後回答瑞典電視的訪問：『我不值得這個獎』、『這是對我的過度評價』。她終於在德國媒體簇擁下說了：『我很高興、很幸運，這時候不宜多說。我要控制住我的情感』。她聲音微微顫抖的謙虛之詞，眼底泫然水光很叫人感動。
這一天是兩個人的大日子。
頭一個是荷塔‧慕勒。即使慕勒已寫過十九本書，得過多項文學獎大獎，還是有許多人不知道她是誰。近年得過諾獎的奧地利德語女作家耶利尼克說：『太棒了，選得真好。』另一個諾獎女作家英國的朵麗絲‧雷辛，在電話那端說：『抱歉，我沒有聽說過他〈him〉！』記者提醒她慕勒是女性，雷辛趕緊改說她〈her〉。
另一個人是打電話告知慕勒得獎的常務秘書彼得‧英倫德〈Peter Englund〉，所寫的每一部戰爭報告文學都是暢銷佳作。即使有一家報紙已先猜到得獎者，斯城文化界忽然有股維京人後代喜愛的諜報風雲詭異感。英倫德上任常務秘書的頭一回在瑞典學院的洛可可水晶燈下的宣讀得獎者，已造成所有媒體的動員。外國人不能理解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地位與聲望崇高，固然有其歷史背景。叫現代瑞典人高興的是在全球經濟危機高壓風暴底下，新常務秘書是一位完成階級旅行的人。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車夫，下一代以自身學養榮登學院秘書，光耀非凡。他的出身反映在他的穿著上，剛選上院士時一位老常務秘書曾指點他穿衣，英倫德說：『我們這樣出身的人有最佳的判斷力以及很差的審美。』記者全程跟拍英倫德的這一天，從家裡坐火車換地鐵到老城，上梯下梯，他戴黑壓舌帽，斜揹書包，手裡提超市白塑料袋，拉開瑞典學院的門要進屋前，記者問他塑料袋裝了什麼，他拿出一條藍色領帶。一條只用過一次的領帶。然後他走進去洛可可水晶燈裡的宏偉王室建築，這一場跟拍有如一場行為藝術表演。
我頭一回注意到荷塔‧慕勒這個作家，是去年瑞典電視播出一段她到斯德哥爾摩老城的訪遊。這裡我看出訪問者對她的尊敬。坐在老城戶外的咖啡座，手不離煙，中世紀的老房子窄巷落給她很深的安全感，她談羅馬尼亞特務的監視對人民的迫害，『我就是不能明白為什麼人民要逃出去，而獨裁者留在國家舒服的當著國王。』，說到政府以語言做為迫害的人民工具，而她是寫作者使用的正是語言，『我不信任語言，語言不是一個人的故鄉，人們自己說出口的話才是故鄉』。特務找過她談話，在那張桌子上，她將眼睛的視點集中停在桌上的一盆小花，她不願意看特務，往後她看見同樣的小花的形象，感到無言的可怕。
慕勒德語著作有十九本，瑞典語的譯文有八本，英語四本、西班牙語四本、法語三本、中文台灣版一本。瑞語版八本皆為翻譯家Karin Lofdahl傾二十年之力所作只見她已是一頭白髮飄然了。她將慕勒最近的一本小說《氣的鞦韆》，改名《飢餓的天使》。這是慕勒最近一本也最重要的小說，過去人們只知道她從羅馬尼亞獨裁政權流亡到德國，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少數德裔族群集體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慕勒的母親也送往集中營，做了五年的奴工。慕勒花了多年心力返鄉記錄鄉下老人，英倫德建議沒有讀過慕勒的書作的讀者，可以從最後一本先看起。
法國媒體說慕勒會不會太年輕，又是十年三個德語作家、西班牙義大利似乎很高興，紐約時報一個書評人說即使是專門的文化界評論家也不太知道慕勒。不知道不要緊，一天在斯德哥爾摩老城漫遊的兩個人的旅行，這是我喜歡的。
刊於2009/10/11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版
從羅馬尼亞流亡到德國的女作家荷塔‧慕勒Herta Muller得到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住在柏林的慕勒揭曉以後回答瑞典電視的訪問：『我不值得這個獎』、『這是對我的過度評價』。她終於在德國媒體簇擁下說了：『我很高興、很幸運，這時候不宜多說。我要控制住我的情感』。她聲音微微顫抖的謙虛之詞，眼底泫然水光很叫人感動。
這一天是兩個人的大日子。
頭一個是荷塔‧慕勒。即使慕勒已寫過十九本書，得過多項文學獎大獎，還是有許多人不知道她是誰。近年得過諾獎的奧地利德語女作家耶利尼克說：『太棒了，選得真好。』另一個諾獎女作家英國的朵麗絲‧雷辛，在電話那端說：『抱歉，我沒有聽說過他〈him〉！』記者提醒她慕勒是女性，雷辛趕緊改說她〈her〉。
另一個人是打電話告知慕勒得獎的常務秘書彼得‧英倫德〈Peter Englund〉，所寫的每一部戰爭報告文學都是暢銷佳作。即使有一家報紙已先猜到得獎者，斯城文化界忽然有股維京人後代喜愛的諜報風雲詭異感。英倫德上任常務秘書的頭一回在瑞典學院的洛可可水晶燈下的宣讀得獎者，已造成所有媒體的動員。外國人不能理解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地位與聲望崇高，固然有其歷史背景。叫現代瑞典人高興的是在全球經濟危機高壓風暴底下，新常務秘書是一位完成階級旅行的人。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車夫，下一代以自身學養榮登學院秘書，光耀非凡。他的出身反映在他的穿著上，剛選上院士時一位老常務秘書曾指點他穿衣，英倫德說：『我們這樣出身的人有最佳的判斷力以及很差的審美。』記者全程跟拍英倫德的這一天，從家裡坐火車換地鐵到老城，上梯下梯，他戴黑壓舌帽，斜揹書包，手裡提超市白塑料袋，拉開瑞典學院的門要進屋前，記者問他塑料袋裝了什麼，他拿出一條藍色領帶。一條只用過一次的領帶。然後他走進去洛可可水晶燈裡的宏偉王室建築，這一場跟拍有如一場行為藝術表演。
我頭一回注意到荷塔‧慕勒這個作家，是去年瑞典電視播出一段她到斯德哥爾摩老城的訪遊。這裡我看出訪問者對她的尊敬。坐在老城戶外的咖啡座，手不離煙，中世紀的老房子窄巷落給她很深的安全感，她談羅馬尼亞特務的監視對人民的迫害，『我就是不能明白為什麼人民要逃出去，而獨裁者留在國家舒服的當著國王。』，說到政府以語言做為迫害的人民工具，而她是寫作者使用的正是語言，『我不信任語言，語言不是一個人的故鄉，人們自己說出口的話才是故鄉』。特務找過她談話，在那張桌子上，她將眼睛的視點集中停在桌上的一盆小花，她不願意看特務，往後她看見同樣的小花的形象，感到無言的可怕。
慕勒德語著作有十九本，瑞典語的譯文有八本，英語四本、西班牙語四本、法語三本、中文台灣版一本。瑞語版八本皆為翻譯家Karin Lofdahl傾二十年之力所作只見她已是一頭白髮飄然了。她將慕勒最近的一本小說《氣的鞦韆》，改名《飢餓的天使》。這是慕勒最近一本也最重要的小說，過去人們只知道她從羅馬尼亞獨裁政權流亡到德國，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少數德裔族群集體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慕勒的母親也送往集中營，做了五年的奴工。慕勒花了多年心力返鄉記錄鄉下老人，英倫德建議沒有讀過慕勒的書作的讀者，可以從最後一本先看起。
法國媒體說慕勒會不會太年輕，又是十年三個德語作家、西班牙義大利似乎很高興，紐約時報一個書評人說即使是專門的文化界評論家也不太知道慕勒。不知道不要緊，一天在斯德哥爾摩老城漫遊的兩個人的旅行，這是我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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