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諾貝爾文學獎Herta Muller

作者：陳文芬
本文刊於2009/10/09台灣聯合報
瑞典學院將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荷塔‧慕勒：『用詩的壓縮和散文的客觀性﹐刻畫一無所有者的處境。』
※Herta Muller：『我怕，故我寫作』
荷塔‧慕勒不是一個喜歡接受訪問的作家。她著名散文集《國王鞠躬而殺》二○○七年瑞典文譯本發表時，她到瑞典來清楚表達她對『語言』的看法。她經歷過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經歷過羅馬尼亞獨裁總統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使用大量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的瘋狂恐怖時代，『我不信任語言。語言表述文學與藝術有一定的價值。可是，語言同時也是政府掌控與玩弄人民的工具！』慕勒在學校當老師，二十七歲那年就因為拒絕跟特務合作而遭革職，特務威脅要殺她，禁止出境出書。她好不容易出版頭一本書描寫兒時鄉村生活《低地》，當局勒令刪去一個詞彙是『箱子』，避免叫人聯想到“逃亡”。『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一九八六年慕勒與她同為作家的丈夫華格納Richard Wagner得到出境證，遷往柏林，她一直使用德語寫作，獲獎無數，也在歐洲與美國大學當客座教授。她多半寫她自身經歷的經驗，羅馬尼亞受政治迫害的生活與流亡到德國的生活。
九十年代慕勒退出了德國筆會。兩德統一以後，筆會也合併，慕勒不願意跟前東德的作家待在同一個寫作團體，她批評那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什麼。』慕勒避難到柏林以後，特務還來過騷擾。
慕勒的寫作語言帶著強烈的詩意與拘謹。她的語言有時不好懂得，這必須回溯到她自身的語言經驗，一個出生在德語區的少數民族，一顆隨時要保持純潔語言的心靈，『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在她記憶所及，她不停自問羅馬尼亞為何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也記得家鄉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懼裡生活，『我怕，所以我寫作。』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垮了改變了中東歐的政治大勢，尼古拉‧壽西斯古與他的妻子埃列娜遭到審判槍決。詞語的力量沒有在烙印人的心靈傷痕裡停留腳步，有一回當慕勒看見一個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給你的家具安裝一隻腳！』她驚心地浮現了特務到家裡來時，將廚房的椅子拉進客廳的情景。慕勒從來不尋找寫作題材而是題材找上她，『一個作家要是沒有這種感覺就不要寫作，世界上的書已經夠多了。』她的書寫試圖說服讀者懂得她的經驗，而使人感動。
慕勒今年發表的小說新作《氣的鞦韆》震撼國際文壇。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到集中營做了奴工。慕勒的母親是其中一人，做了五年奴工。慕勒二○○一年起返鄉記錄鄉下還活著的老人，結識曾在集中營生活的德語作家Oskar Pastior，兩人原來合作寫書，二○○六年Pastior病亡，慕勒獨力以小說體完成。慕勒這部小說的寫法一點都不多情感傷，盡管集中營的生活是受困於粗野暴力，但她以平常之筆寫來，集中營竟成為受難者的故鄉。她的詩境散文凝望了恐懼生活的深淵。

老城的一天﹐兩個人的大日子

作者：陳文芬
刊於2009/10/11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版
從羅馬尼亞流亡到德國的女作家荷塔‧慕勒Herta Muller得到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住在柏林的慕勒揭曉以後回答瑞典電視的訪問：『我不值得這個獎』、『這是對我的過度評價』。她終於在德國媒體簇擁下說了：『我很高興、很幸運，這時候不宜多說。我要控制住我的情感』。她聲音微微顫抖的謙虛之詞，眼底泫然水光很叫人感動。
這一天是兩個人的大日子。
頭一個是荷塔‧慕勒。即使慕勒已寫過十九本書，得過多項文學獎大獎，還是有許多人不知道她是誰。近年得過諾獎的奧地利德語女作家耶利尼克說：『太棒了，選得真好。』另一個諾獎女作家英國的朵麗絲‧雷辛，在電話那端說：『抱歉，我沒有聽說過他〈him〉！』記者提醒她慕勒是女性，雷辛趕緊改說她〈her〉。

另一個人是打電話告知慕勒得獎的常務秘書彼得‧英倫德〈Peter Englund〉，所寫的每一部戰爭報告文學都是暢銷佳作。即使有一家報紙已先猜到得獎者，斯城文化界忽然有股維京人後代喜愛的諜報風雲詭異感。英倫德上任常務秘書的頭一回在瑞典學院的洛可可水晶燈下的宣讀得獎者，已造成所有媒體的動員。外國人不能理解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地位與聲望崇高，固然有其歷史背景。叫現代瑞典人高興的是在全球經濟危機高壓風暴底下，新常務秘書是一位完成階級旅行的人。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車夫，下一代以自身學養榮登學院秘書，光耀非凡。他的出身反映在他的穿著上，剛選上院士時一位老常務秘書曾指點他穿衣，英倫德說：『我們這樣出身的人有最佳的判斷力以及很差的審美。』記者全程跟拍英倫德的這一天，從家裡坐火車換地鐵到老城，上梯下梯，他戴黑壓舌帽，斜揹書包，手裡提超市白塑料袋，拉開瑞典學院的門要進屋前，記者問他塑料袋裝了什麼，他拿出一條藍色領帶。一條只用過一次的領帶。然後他走進去洛可可水晶燈裡的宏偉王室建築，這一場跟拍有如一場行為藝術表演。

我頭一回注意到荷塔‧慕勒這個作家，是去年瑞典電視播出一段她到斯德哥爾摩老城的訪遊。這裡我看出訪問者對她的尊敬。坐在老城戶外的咖啡座，手不離煙，中世紀的老房子窄巷落給她很深的安全感，她談羅馬尼亞特務的監視對人民的迫害，『我就是不能明白為什麼人民要逃出去，而獨裁者留在國家舒服的當著國王。』，說到政府以語言做為迫害的人民工具，而她是寫作者使用的正是語言，『我不信任語言，語言不是一個人的故鄉，人們自己說出口的話才是故鄉』。特務找過她談話，在那張桌子上，她將眼睛的視點集中停在桌上的一盆小花，她不願意看特務，往後她看見同樣的小花的形象，感到無言的可怕。

慕勒德語著作有十九本，瑞典語的譯文有八本，英語四本、西班牙語四本、法語三本、中文台灣版一本。瑞語版八本皆為翻譯家Karin Lofdahl傾二十年之力所作只見她已是一頭白髮飄然了。她將慕勒最近的一本小說《氣的鞦韆》，改名《飢餓的天使》。這是慕勒最近一本也最重要的小說，過去人們只知道她從羅馬尼亞獨裁政權流亡到德國，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少數德裔族群集體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慕勒的母親也送往集中營，做了五年的奴工。慕勒花了多年心力返鄉記錄鄉下老人，英倫德建議沒有讀過慕勒的書作的讀者，可以從最後一本先看起。
法國媒體說慕勒會不會太年輕，又是十年三個德語作家、西班牙義大利似乎很高興，紐約時報一個書評人說即使是專門的文化界評論家也不太知道慕勒。不知道不要緊，一天在斯德哥爾摩老城漫遊的兩個人的旅行，這是我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