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裏花落知多少——2014年雲南《大家》雜誌第一期

《初小九題》寫得好。好看的小說。有一篇瑞典報紙的書評誇獎曹乃謙《佛的孤獨》說是從少兒的眼光看去，金子一般珍貴的記憶。我認真寫過一篇序文「少年曹乃謙：遙想記憶初愛」很希望讀者們看看。《初小九題》比《佛的孤獨》時間場景往前是乃謙的「童年前書」， 九題章節鋪陳剪裁、有形有款。小說的語言藝術迷人，乃謙真是小說藝術的大師。

首題「進城」始發於一樁死亡事件。兒童乃謙敘述了母親帶著姨媽去大同醫病，許久沒見到母親，這天母親回家來奔進家門，他高興的叫媽媽媽，母親推開他，他被推疼了，正要張嘴哭，母親搶著嚎開來，沒見過大人哭泣的小孩驚呆了一時不敢哭。姨姨死了。死亡拉開了兒童與母親“進城”的序幕，走向未知的驚奇的旅途。要是你讀過乃謙的小說《換梅》你就知道嬰兒跟母親早經歷頭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進城”，母親揹著娃兒隻身渡過急流。這回一雙母子搭長途大卡車，汽車壞了，離大同還有二十里，母親身上扛百斤的糧，娃兒下來跟旅客一起行走，偏偏母親認為他是進城上學的，還讓他穿了新鞋刻腳。那小孩走累了。落在後頭，母親著急沖著他屁股就是一腳，「走前頭！拉在後面就短個喂狼」。母親從前捅死過一匹狼。小孩也許聽母親講述。以後他利用一次顯擺的機會告訴班裏的同學。此刻小命要緊保住，「除了能看見路兩旁的樹影子，別的啥也看不見。我好像是覺得狼就在我倆的後面追著。」

「進城」寫得簡約節制，進城目的是讓娃兒早一點入學，遂有第二章節「報名」。文盲媽媽不懂得學校報名的文明規則，早就錯過了入學的時間。兩人住進了草帽巷十一巷四合院東下房，同院裏有個比乃謙只大了五歲的姨姨聽了乃謙跟表哥伴讀過大廟書房，指點媽媽一招辦理轉學。到了學校，教務主任跟媽媽討轉學手續，媽媽就叫娃兒背書，乃謙就背操著手背起來：「天地黃黃，宇宙黃黃。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娃兒背的是「四書五經」，教務主任說「我咋一句也聽不懂」。小孩接著還背：「豬狗牛羊，砂鍋銅瓢。紅棗黃梨，花生核桃。叉耙掃帚，鋤頭鐵鍬。豆角葫蘆，蘿蔔山藥。」

乃謙報名入學不成，被大院裏的惡鄰居小孩寶寶欺負了一頓。媽媽又把乃謙送回姥姥家，大廟書房改成了初級小學，從手工麻紙書《百家姓》換成教學書，乃謙在那裏聽了《狐狸和烏鴉》、《狗和公雞》許多迷人的故事。

讀到這裏，想起我的童年。那時候我們一家人從高雄西甲西巷搬到台北永和，四個孩子都病了。高雄的鄰居們得知消息責怪我母親沒聽話，帶上一壺原鄉的暖水喝了保平安。我母親後來不知怎麼託人搭了百里火車，帶一壺原鄉水北上，這才四個剛進台北城的娃兒害的病治癒了。乃謙寫的這篇「報名」暗喻著命運的安排而折返，如頭一篇遭遇死亡而出發進城，周折變化。

進城旅途畢竟沒有遭遇危險，快開學以前乃謙在城裡讓自行車給撞了。惡鄰居寶寶追打他，他沒往家裏跑，跑向大街，方向錯了，給南邊騎來的自行車撞翻了，右邊嘴角撞得縫了幾針，這是城市給新移民的挫折禮，（就像我們姊妹沒來得及喝原鄉水保佑平安。）終於入學卻遇見另一樁不順遂的事。學生們該理光頭的，農村來的母親給小孩理出個“揭蓋頭”，勢利眼的張老師給乃謙取個鄙賤的外號「村猴」。沒有文化的母親面對孩子暗夜裡頭的傷心哭泣，卻有一種生存本能的智慧去抵抗外力，拿捅過狼的一點小力氣去課堂撼搖老師。不順遂的甚麼也就過了。

四題「賽仿」童年夥伴美麗時光。如同馬克吐溫小說《湯姆歷險記》孩童們自己經歷的探險故事一輩子銘記在心。那夥伴有個好名字叫常吃肉， 常吃肉的妹妹好學生常愛愛。作者真會取名字，想起《到黑夜想你沒辦法》見過世面的光棍名字“下等兵”。常吃肉先是反派角色，見了乃謙的媽抓張老師像老鷹抓小雞，開始欽佩乃謙，對待乃謙的義氣很深。就像常吃肉摹仿拉洋片開場白「小板兒一蓋，電燈著了」話語。往後的篇幅像西洋景片小木箱裏頭裝滿了風景畫片，一幕一幕拉上拉下拉出畫片。
常吃肉在張老師背後貼了紙條說她「鍋台本兒，屙巴巴」一般惡童慣用的把戲，常愛愛檢舉哥哥的錯誤，為他承擔。可張老師要告校長，常吃肉反將張老師一軍，「妳給好幾個學生取外號」。張老師啞口無言哭出無聲的眼淚，乃謙同情張老師。
大時代的運動來了。先是「掃盲」、接著「積肥」。大家都投入了運動。乃謙的媽媽開始認字，乃謙夜裡也去給愛打牌的院落婦女當掃盲老師。初小二年級責任重大，學校掀起“百車千擔”的積肥運動，連小學生都要找巴巴。常吃肉領乃謙去看過護城牆外的駱駝隊。台灣小說家林海音寫回憶北京童年小說《城南舊事》駱駝隊的風鈴聲音好像還在耳邊響著，這邊廂他們三人積肥小組等著駱駝拉出糞蛋蛋跟糖炒栗子一樣晶亮亮。沒等著。乃謙回家以後媽媽卻代替他們達成了「大糞一筐」的使命。
「串門」一章寫得有張力，呼應前題「掃盲」社會景象。乃謙兒時吃過北門崗房拾破爛的侉侉姨姨的奶，媽媽道出她們之間友誼的因緣。人與人之間應當無論出身如何，互相尊重相互扶持，媽媽的道德感很強，「咱們不許看不起窮人，人多會兒也是在有的時候不能忘了沒的時候。」、「人不能是討吃子拾著個錢，忘了那二年。」若非姨姨告知北門城外駱駝隊有糞蛋蛋，積肥小組無法達成任務，誰都有相幫的時候。給院落打牌婦女當過掃盲老師的乃謙為侉姨尋得住所，免於政府拆了城門流浪街頭。
一九五八年初小三年級乃謙的爹從黨校畢業回家住了，整篇小說描述爹爹少，卻非常生動。「家裏不光是我跟我媽兩個人了，我媽如果再動不動就打罵我，我爹就會出來救助的。」從草帽巷搬到圓通寺院子，家裏結束了煤油燈時代，乃謙可以在電燈下寫作業，「為了對得起電燈，我爹給我買了個小的方炕桌。這樣，我就不再是趴在炕沿上寫作業了。」“為了對得起電燈”這句逗得我家的南坡居士悅然先生笑開懷。
作者過往的小說常描述主人翁童年時期愛過精靈一般的小女娃，迷戀“初愛”有如吃糖，他寫童年之愛勝於成年之愛，他的感官愛欲在糖果時期的純愛蕩漾。常愛愛喜歡乃謙，兩人同評為三好生，三好生有三個，兩男一女，拍照老師讓常愛愛站在中間，她不，讓乃謙站中間。「背後她說，在當中的話我就該他也緊挨著了，我不想跟他緊挨著，我就想跟你緊挨著。」作者的“初愛情懷“往往跟著天使人兒急速墜落到了命運的背面。超英趕美的煉鋼鐵運動來了，學校領著高小生去往碎砸礦石，領著初小生去野外摘草榨機油，常愛愛聽乃謙的話誤食了野外燒草中毒一命嗚呼。往後乃謙廟院望著笑笑的菩薩，淡淡哀愁，我耳邊響起甜心的童語「我就想跟你緊挨著」。

初小三年級鄭老師是一個真好的人。真心看好乃謙，也看好從未受過誇獎的差學生常吃肉。常吃肉的作文語句生動，比喻形象，常吃肉終於成了正派角色，鄭老師要他表態，他臉紅半天說出：「我宣布，以後誰要是在鄭老師的課堂上搗亂，我非打死你們不可。」這番話讓鄭老師感動湧淚，比起一年級張老師無聲落淚的情景，高度反差。
尾聲。難得乃謙跟媽媽有一段大人小孩溫柔的談話，早晨孩子夢見鄭老師告訴他回老家了。「夢夢」天上人間的心靈感知結束了初小的童年歲月。
夢裏花落知多少。掩卷長歎。

後記：曹乃謙散文體小說《初小九題》2014年發表以後，夏天再寫《高小九題》。2015年出版《流水四韻》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懷有一顆謙謹的心：馬悅然散文集《另一種鄉愁增訂版》

增订版序：怀有一颗谦谨的心

陳文芬作序




2012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
悦然说：“高兴。”
我又问：“为什么高兴？”
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8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国时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可汉”，那个“汉”字有追随老师高本汉的意思，日后他说到这个名字笑着摇头：“这名字简直不行！”四川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位优雅的学者闻宥教授为他取名“马悦然”，他的瑞典语名字就是“悦然”（Göran），相当于英语的“乔治”。这美丽的中文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马悦然1946年开始追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一生致力于汉语的研究与翻译，而他的中文写作却推迟得很晚，这是所有汉学家的处境。2000年，以中文写作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台湾报刊邀请马悦然撰写散文专栏一年，后集结成书，即《另一种乡愁》，我当时负责编辑联合文学出版的繁体字版，李锐将书稿交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还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品的台湾学者施淑女，赞叹马悦然一出手写散文就写出了30年代的民国优雅白话文体。过了十几年再读《另一种乡愁》，我更加喜爱。这本书尤为珍贵的意义是，悦然在写作过程中沉浸于对宁祖的毕生爱恋与怀念之中。2005年，悦然带着老二佩尔、儿媳卡琳与孙儿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宁祖的父母。儿媳与孙儿们都是老外，却如中国人一般磕头跪拜。一家人又陪悦然重登峨眉山，走进报国寺。2007年秋天，四川画家老友吴一峰百年冥诞画展，我随悦然回成都，也去拜访报国寺，寺庙大致维持了当年居住的模样。峨眉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乡愁就像还愿一样还完了。
马悦然的中文写作来得虽迟，他的创作力量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方位地爆发出来，明亮而有节奏。首先写作散文集《另一种乡愁》，接着创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写了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部接着一部，最后还翻译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诗作与散文的中文译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霍尔斯・恩达尔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也发现马悦然有着运用汉语创作各种文类作品的才华。我认为，马悦然游走于各种文类写作都有着闪闪生辉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唤出往昔无限美好的记忆，传达出他的语言学涵养与经年累月研究汉语文学的哲思。
《另一种乡愁》呈现了一位汉学家研究中国音韵学、古文与现代中文作品的许多心得，马悦然用简朴的文字描述学术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汉代画像砖，当读者看过之后，连缀起来，就能了解当时的文化生活，也理解了为什么汉学家需要研究中国音韵学。在《关于劳动号子的节奏》一文中，马悦然用诗人曹辛之的笔名“杭约赫”三个字来记录他在四川听到的拉板板车的人哼唱劳动号子的节奏，几年之后，他发现两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节奏跟劳动号子的节奏完全相同。又过了一些年，他发现一个不识字但很有天赋的陕西诗人王老九写的叙事长诗也有相同的节奏，甚至一些弹词与数来宝也用这个节奏。马悦然写道：“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语相比。”

本书的一些文章将来会成为研究中文文学史未完的线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以一个学者的力量写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因为一个学者只有一个观点。1980-1982年,1986-88年马悦然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一次在德國召開的漢學會議，大家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的汉学家有责任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这个文学史最大的意义是使许多被历史遗忘的中国作家通过这部文学史的出版而“复活”。
通過漢學家們的投票，由马悦然担任总编辑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分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四卷，邀集一百名汉学家撰写导读书评，为作者立传，阐述作品精华。在这个过程中，总编辑必须跟撰写书评及担任各卷主编的汉学家们不断通信、讨论、辩论甚至争执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学史观点。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马悦然没有机会拜访中国。1979年4月，中国发给悦然、宁祖入境证，往後兩三年悦然回北京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国现代作家所写著作的第一版，記得曾在七月的大热天挥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館一页一页影印了所有的小说诗集读本。后来，这批影印本送进了瑞典远东图书馆，作为他自己研究，以後也成為编选文学指南的参考依据。
八十年代初悦然遍访中国的学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学史料的意见。悅然的好友冯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遗忘的诗人韦丛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共140页的《君山》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长的情诗。韦丛芜生于1905年，写作《君山》时才19岁，一生只出版了两本诗集。悦然钦佩冯至先生的文学观点与研究态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的姿态对被遗忘的诗人施以偏见，能够秉持谦谨的公正之心看待不同作者的作品。1980年，马悦然推荐冯至先生选进瑞典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学院成为外国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诗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至今仍摆放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
马悦然几次提到“被遗忘的诗人”是研究文学史的非常严肃的命题。读者也许奇怪为什么他常能发掘别人所不知道的诗人如杨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说家如曹乃谦。悦然说：“那是我偶然发现的。”能使偶然变成必然，需要勤奋阅读，需要手到脚到地做足功课，更需要一颗像冯至那样的谦谨之心。
近年来学界兴起一股风潮，引用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来作为否定汉学家研究的一种依据。我认为“东方主义”是好的学说，但利用此说法来否定汉学家的观点，对真正优秀的汉学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说，要是因此加深了对汉学研究的误解，造成损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种象征。书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悦然发现，在高本汉的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到处都有学术巨人，现在却没有了。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添加了马悦然的三篇新作《林中空地的石头》、《想念林语堂先生》、《真理是美丽的》，附录三篇访问文章为编辑所选。
寫於201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
（《另一種鄉愁》增訂版，簡體字版，中國大陸新星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陳文芬書評：《篡改的命》無可避免冒犯一些人

刊登：南方都市報2016年三月三十日
《篡改的命》無可避免冒犯一些人。

「階級旅行」（classic travel）一直是世界文學摯愛的主題。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幼時父親欠債全家人住進監獄，他在鞋廠做童工每天十小時，以後他努力自學擔任國會報導記者，繼而發表許多文學著作，成為英國國民最喜愛作家。像狄更斯這樣從底層晉身上層社會的人，對不同階級的生活方式都有深刻的描寫，作家本人跟作品都是「階級旅行」的典範。

數百年來世界變化很大，中國內部的變化有一說以五千年之巨變在數十年迅速完成現代化，使得中國人「階級旅行」當中人性的探索變得艱辛複雜也更充滿魔幻的魅力。

中國有幾個農民出身的作家賈平凹、閻連科、莫言他們在世界文學也可看成完成階級旅行的人。中國的人情世故牽絲萬縷，作家個人到達「那邊」（城市），很可能父母跟親戚還在「這邊」（鄉村）。農村跟城市有不同的戶口制度，他們的階級旅行始終是尚未完成的中途，他們常常能看見特殊的人情與風景。我相信小說家東西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東西的新作《篡改的命》描述農民汪槐的兒子汪長尺高考成績遭人冒名頂替，汪長尺只能以民工的角色「進城」，生活不順遂，一路挫敗遭到資本家剝削，他始終不能做到父親所說的拼下去，這一代拼不上，下一代不能輸，汪長尺把兒子汪大志偷偷送給剝削他的資本家林柏生，他認為兒子做了資本家的後代，那麼自己的下一代終於拼得過。

讀完這本書當下有了三個聯想。

一，雖然中國有不少改宗的民間故事，可汪長尺的行為更像一個歐洲民間傳說的山妖，喜愛貴族的藍血把自己的孩子換給貴族來養，「換來的孩子」人、妖之間「階級旅行」的故事，《篡改的命》小說語言荒誕、自諷、幽默跟主人翁的逆境，融混一體，語言的造境使這個看似悲劇的文本，在黑暗中發出光芒。為此我已寫「在黑暗中發光的一隻山妖」書評。


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甚愛歐洲精靈換子的傳說，他妻子的哥哥著名導演伊丹十三自殺過世後留下許多私人談話的錄音帶，大江深受感動以私小說文體《換取的孩子》使用美國繪本畫家毛里斯・仙達克「外頭的一邊」重述典故，精靈偷了孩子，好不容易把孩子搶回來，以後孩子的作為很淘氣，家人忽然不喜的聞到「那邊的氣味」（妖），大江回憶伊丹青年時經歷過一次特殊的事件，從那時起大江感覺到伊丹有了「那邊的氣味」。《篡改的命》就有這麼一個仙達克附體的神來之筆，幾年以後汪長尺默默關注著已經變成林方生的汪大志，目睹汪大志車禍受傷，汪長尺急忙將孩子送去醫院，孩子醒來卻誣賴汪長尺是開車撞倒他的肇事者，汪長尺忽然聞到「那邊的氣味」（資本家），反應不同的是，汪長尺此時阿Ｑ起來，自言自語「他的心腸越硬，我就越高興，爸，我們成功了。我們終於在城裡種了一棵大樹。」

三，現代作家一般避免一開始讓讀者預知結局的寫法。（這麼寫來的作品有時會被譏笑為像電視劇）然而這個禁忌並非不能打破，德語作家徐四金的「香水」葛奴乙不斷表演殺人最後的結局看來有些騎馬難下，（黃錦樹語）。徐四金還寫了小品《夏先生的故事》也是看了開頭知道結尾的故事。莫言的小說《檀香刑》也是這個筆法，日本本格派以後的推理作家受到新小說思潮影響，有時把預知結局當反推理情節的操作，採取這個寫法的作者對自己的語言相當有信念。

小說家東西的作品：從「沒有語言的生活」、「後悔錄」以來，有著寫實主義的軀殼，黑色幽默的語言流，散發著荒誕派存在主義的形影。那種形影不是曹乃謙短篇「山丹丹」、「山藥蛋」村人總有一兩個人是處在「有時候人一窮了想殺殺人」那種存在主義淡漠殺人的狀態，東西《後悔錄》坐監多年的強姦犯卻終生是個處子，如今的社會聲色犬馬，有個過盡千帆的人守身如玉，正像流行歌唱的「把悲傷留給自己」。

沒有錯，東西喜歡描寫命運悖反的人物，他真的認識那些人的內心世界在跟一個龐大的社會機器對弈，輸贏總給自己一個說法，而且雄辯滔滔，評論家陳曉明說的是「一個變異下去的阿Ｑ」。精神的勝利支持著存在的意義。

《篡改的命》無可避免地要冒犯一些人。斯特林堡寫「茱莉小姐」貴族小姐跟僕人“朗”在浪漫的中夏節睡了覺，朗一跟她睡了，就瞧不起茱莉，茱莉也感覺到自己不對，畢竟她有高貴的藍血，她只能尋死，她示意把剪刀給朗，幫助她自決，朗卻說那不關他的事走開。女性主義者永遠不能原諒斯特林堡，情慾自主的茱莉小姐應該活下去。

身為中文文學「進城」史的要角汪長尺也該活下去。可惜他一當了民工身體就受到傷害，精神也就無法復原，跟他對比強烈的是父親汪槐，身體雖殘疾卻有農村的土壤可依靠，能知天命扶乩，汪長尺的妻子賀小文是文盲通過賣身而在城市進化文明了，她的精神比丈夫強大，她適應城市沒有「那邊的氣味」，要不是汪長尺把孩子偷偷送人，小文還是可靠的妻子。

汪長尺死了，就像茱莉小姐得死，那個況味宛如希臘悲劇一般死得其所，恰如其分。汪長尺的死不一定能獲得同情，那雖然會叫他再死一遍，可阿Ｑ精神萬歲，能抵上千百層死境。


一隻貓站在男人的肩膀上

2014年08月01日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2014年八月「上海文學」刊登

紫丁香花開的季節。圖書館的走廊上，瞥見書架立著一張照片一隻貓站在男人的肩膀。那貓站立的姿態，顯示牠常常這麼站著，很舒服的，即使在攝影鏡頭面前，無一寸毛髮不感覺到安逸。我熟識圖書館的館長多年，有一天他忽然舉辦了自己的詩集發表會，他是個業餘的詩人，往後我留意到書架的陳列形態，常常表現他對詩歌的雅好。比如他會以「藍色」為一個主題，在閱覽室陳列一個小型的詩選房間。

猜得出來A4的一半張黑白照像是一名詩人的後援會製作的明信片，趨前將明信片翻過來，讀上頭的詩。詩的名字一看就喜歡〈地鐵上的沙丁魚〉。我翻譯如下：

我不願意用那塊肥皂洗手

我不願意用那條牙膏刷牙，

我不想躺在那兒的沙發睡覺，

我不感覺需要那種衛生紙。

我不對那兒的保險感興趣，

我不想抽別樣牌子的香菸，

我不想看那部電影，

我拒絕在岩礁島站下車，　

沙丁魚情願罐頭打開的方向對著海洋。

詩人的名字叫維拿．阿思片斯叢摩（Werner Aspenström，1918～1997）。我起初只是喜歡那隻黑貓和詩人的關係，他的眼眸是倒影的小湖泊，反映他對貓咪的忠誠。

全國即將放假，夏天斯德哥爾摩的地鐵人來人往，摩肩擦腫，嗅得出來路人疾行的汗味，我不在岩礁島下站，我的終點站是回家的書房，悅然找得出來詩人的全部詩集。裝載好一車的行李，開往外海的小島鄂蘭島的農村裡頭，農莊屬於皇家人文科學院的保育農地的莊園，在這安靜的夏日，歲月悠悠，我很有功夫學習他的作品。

詩人的老朋友馬悅然慢慢述說詩人一生的故事。

阿思片斯叢摩是瑞典達蘭納省的人，他是瑞典四十年代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的詩人。著作有十四本詩集，十三本散文，五部戲劇作品。他的語言很簡單，含意深遠，對於自然界的昆蟲、小魚、植物、童年時期的山水，描述深刻，常為人津津樂道，他的夏天生活曾在斯特林堡代表作小說《家島居民》的島嶼上待過好些年。阿思片斯叢摩在政治上的想法也許接近一個左派的社會主義者。

他跟他的畫家妻子一直過著樸素簡單的生活，住在斯德哥爾摩南區，一個有三間屋子的公寓，以後租金漲了，改住兩間屋子的寓所。

寫到這兒，介紹〈你和我和世界〉、〈眼睛〉、〈白煙飄飄〉三首詩作。本文以下詩作，皆由馬悅然幫助我翻譯成中文，此版本譯作是第一次發表。

你和我和世界

別問你是誰，我是誰

什麼是什麼。

你讓教授們調查，

他們有薪水。

把廚房用的天平

放在桌子上

讓事實稱自己的重量，

穿上大衣。

關掉衣帽間的燈。

把門關上。

讓死者保藏死者的屍體。　

我們一起走著。

穿白的橡膠靴子

是你。

穿黑的橡膠靴子

是我。

落在我們兩個的身上的

是雨。＃

眼睛

好幾年我租一間向北方的屋子

看不得人家的眼睛。

（情況使之然）

我後來住在一間向東的屋子

看不得人家的眼睛

（那得怪我自己）

我現在住在一間向南的屋子

看不得人家的眼睛。

（現在改不了了）

今天特別安靜。

在底下一層樓有人在牆上錘進了一個釘子

把鐵錘放下去了。

松樹林在門柱和門檻

和我哥哥做的長桌子裡吹哨。

木板的眼睛在看我

我也看它們。

一個沒有功夫的人說：

「要是有功夫的話我什麼就會解釋。」

我一直都有功夫。

我還是什麼都解釋不了了。＃

白煙飄飄

白煙飄在冬井上，

我第三次跟一個死人告別，

有人講關於草跟燕子，

那老聽膩了關於倖存的故事。＃

使詩人感到深深絕望的故事的起點是1981年。瑞典學院通知他入選瑞典學院的十八名院士之一，成為第十二把椅子的院士。阿思片斯叢摩感謝此等榮耀的任務但他婉拒這個使命。瑞典學院常務祕書居仁斯天（Lars Gyllensten，1921～2006）極其謹慎地跟他對話，拒絕此一任命為時已晚，國王已經接受了學院院士的選擇，認定了阿思片斯叢摩的院士身份。對話結束，詩人將自己鎖在浴室裡頭，哭泣了一整天。

詩人很痛苦地履行擔任一個瑞典學院院士的職責，對於學院的工作一文不取。擔任學院的院士只是榮譽職，沒有報酬，甚至沒有辦公室，但是擔任學院的研究工作，則有稿費研究費的報酬。阿思片斯叢摩擔任戲劇委員會的主席，長年下來累積有十幾萬克朗不願領取。

1989年是世界歷史多事的一年。

2月14日伊朗的政治與宗教領袖霍梅尼對英語印度裔的作家魯西迪發出「格殺令」。霍梅尼認定魯西迪寫作的小說《撒旦的詩篇》對古蘭經的教義有極大的不敬，號召教徒暗殺魯西迪。這個時候，全球輿論紛紛，皆對時局揣測不安。此時瑞典的作家協會邀請瑞典學院的院士們一起簽名支持魯西迪的創作自由，這時候大部分的院士們願意參加簽名，在院士們之間頗具影響力的居仁斯天（已卸任常務祕書），勸告院士們這件事情牽涉的是宗教政治，院士們最好以個別的身份寫文章或接受訪問、演講表達抗議，不要以瑞典學院的院士身份簽名。居仁斯天說的有理，院士們接受了。

以後，居仁斯天忽然對媒體表示，瑞典學院的院士們膽子太小，他試圖說服院士們參加支持魯西迪的簽名，他很遺憾沒有說服成功，他因此恨了瑞典學院所有的同事們，不願意再參加瑞典學院的院會。

這個瑞典媒體所謂的「魯西迪事件」引起巨大的震撼，瑞典學院十八世紀的創立旨在保護瑞典語言與文學的純潔與傳承，院士的任務往後因炸藥發明人諾貝爾設立五個諾獎，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機構，十八位院士自此承擔了文學獎評選的投票任務，百年來以一個知名的十八人閱讀文學俱樂部為形態，為每年冬天閱讀文學找出一個新的方向。瑞典學院有一項堅持中立的傳統，即保持言論的中立，所有的院士不談論不表態政治方面的立場跟論述。

居仁斯天擔任過常務祕書，八十年代瑞典學院頒發諾獎給西班牙語系的作家，世界文學的眼光關注到拉丁美洲文學，居仁斯天做出很大的貢獻。

此時他突然對於所有的院士同仁提出這樣的指責，事態嚴重。居仁斯天為什麼這樣做？事後的判斷，他與繼任常務祕書的亞蘭（Sture Allen，1928年生，1980年選入第三把椅子，瑞典語言學家）相處不來，萌生去意，使人遺憾的是，居仁斯天以「魯西迪事件」為由，將嫌隙擴大為他個人與院士集體的意見不合。居仁斯天在「為魯西迪簽名」跟院士們的相處情況，對內與對外的說法剛好與事實相反。事後，居仁斯天與有私人感情的女院士小說家艾克曼（Kerstin Ekman，1933年出生，1978年選入第15把椅子）兩人一起退出學院。

事件引發媒體的關注。1989年春天的院會期間，詩人阿思片斯叢摩恰巧擔任輪職院長主席，2月23日當他開完會，院士們散會離去，詩人步出大門，媒體希望院會主席對此事發言，詩人不肯。在老城層層巷弄的路徑，媒體的照相機閃光燈隨即跟上詩人，變成一場激烈的追獵巷戰。以後他寫作了一首詩描述那使詩人心悸的過程。

忽然一週

一名戴貝雷帽的男人彎身跑向鞋匠巷。

他找甚麼？一座花園。

他想爬進蘋果的核心關上門。

可是季節不對，街道不對。

在一個奇怪的王國。＃

（註：詩名原來就用了瑞典一本八卦刊物名字為題，在此我也借用了一本香港刊物名字來做詩名）

經歷這場輿論風暴的院士們當中有一個人實在氣不過，立即寫了一封信給居仁斯天，究問他怎能用這麼聰明的方法來瞞騙輿論？這封信後來在學院的年刊出版，成為公開的澄清文獻，寫信的院士就是馬悅然。日後，居仁斯天自己出版的回憶錄甚至沒有提及整件事情的始末。事實上，瑞典學院願意表達對受到壓迫的文學創作者的關懷，只是表達的方法往往比較謹慎。幾年前，我看過接續亞蘭擔任常務祕書的恩達爾邀請受到義大利黑幫威脅的報告文學《娥摩拉：罪惡之城》作家薩維亞諾（Robert Saviano，1979生，自2006年出版此書，即長年接受警方保護）跟魯西迪一起來到瑞典學院演講座談。霍梅尼發出的追殺令已時過境遷，居仁斯天2006年過世，艾克曼始終沒有回到學院。

詩人阿思片斯叢摩在輪職院長的任期結束後，他以「私人的理由」告別瑞典學院，趁這個機會，回到詩人個別獨立的世界裡，1989年秋天起，他再也沒有參加過瑞典學院的會議。詩人從此拒絕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告別他所屬的作家協會，告別瑞典筆會，告別斯德哥爾摩南區他所屬的集郵協會。從今而後，在南區安靜的終老。

可是院士的任命屬於終身制，學院始終為退席的院士保留席次，每一年12月20日瑞典學院的年會電視直播，觀眾可看見保留的空椅子，缺席的院士的燭台不點燃。要一直等到每一把椅子的主人過世，才得以選舉繼任的人選。

居仁斯天晚年很少出來，可是還去參加瑞典皇家科學院第十組的院士會議，與馬悅然同一組開會。（居仁斯天、馬悅然是史上僅有的兩名「三院院士」，瑞典學院、皇家科學院、皇家人文學院）。艾克曼至今仍是創作不斷的小說家，常常參加每年九月的哥德堡書展發表新書。瑞典學院多數的院士們幾乎沒有機會再見到阿思片斯叢摩。

馬悅然卻在斯城郊外的丹德律縣立醫院遇到詩人，寧祖當時住在醫院的癌症病房同一棟樓住著詩人，他也因病常常住在這所醫院。我特別欣賞詩人終老以前寫在醫院的幾首詩，他是一個很自然能流露自己的感情的詩人。以下譯選〈渴慕〉、〈永恆與麵包〉、〈痛苦〉三首詩，都是待在醫院等待臨終的心情詩篇。

渴慕

新月的倒影映在地上的池子，

夜班護士彎著身，

為明天就會去世的老人整理枕頭，

芬蘭姑娘多麼地敏捷健康。

一隻衰弱的手臂伸向那漂亮，

夠不著的卡爾列能來的姑娘。

有一個陌生的詞彙表達

手和臉頰之間的距離，

視覺記憶中的一隻高掛的紅蘋果。

新月的倒影映在地上的池子，

夜班護士彎著身，

為明天就會去世的老人整理枕頭，

芬蘭姑娘多麼地敏捷健康。

一隻衰弱的手臂伸向那漂亮，

夠不著的卡爾列能來的姑娘。

有一個陌生的詞彙表達

手和臉頰之間的距離，視覺記憶中的一隻高掛的紅蘋果。＃

永恆與麵包

拴著兩條橡皮管，躺臥病床。

試著想像自己置身於永恆。

我挪開醫院的屋頂，

就像天文學家打開瞭望台的圓頂閣。　

永恆跟我最後一回考慮它時，

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白髮，沒有皺紋，非男亦非女。

遠遠地自無窮盡的冰原走來。

天文學家看見有人走近。

是他的妻，她呼吸勻稱，

她手上一塊新烤的帶葡萄乾的麵包

也呼吸。＃

痛苦

痛苦號輪船的飲食不可埋怨，

白的黑的藥片，檸檬黃和胡蘿蔔紅的糖衣丸。

在塑料小杯盛著善良的飲料，

夜裡多加了藥份。

睡不著的人聚在甲板上，

往月亮或值班的行星嚎叫。

有的留在艙房，他們如胎兒蜷身

給自己悄悄地說：「你不在這兒……

你不在這兒，你不在。」

一個人把他的痛苦停留在阿爾米她什洞穴外頭，

走近奔馳二萬年牛馬的牆內，

一名婦女陪她祖母走過烏普撒拉激流上震動的橋，

走過麵包坊到大教堂，耶穌和烏鴉奔來住的大教堂。

裝藥車的嘎拉聲消失在走廊

最微妙的時刻走近，

你對比例的感覺沒了，

鄰居的姑娘彎著身彈琴，

我偷偷上前解開她的髮帶，

讓捲髮留在她臉上，琴上，桌子上，

這個初戀帶聲音的帳篷，

比珠穆朗瑪峰，勃朗峰，乞力馬札羅山，斯代佳山

和其他課本題名的山還高，

可是痛苦號輪船往前進，

船拒絕往下沉，

S.O.S／Save our souls.＃

在〈渴慕〉這首詩裡頭，阿思片斯叢摩愛上了照顧他的芬蘭姑娘。往後我搭公車進城，老繞彎經過許多有蘋果樹花園的人家，腦海當中不禁跳躍出來那一句「手和臉頰之間的距離」與陌生詞彙的相遇。在他最後離世以前的最後一首詩。詩人以幽默而雋永的口吻使我相信他離苦得樂，獲得永生。

親愛的松鼠

「用尾巴遮蔽自己」

你知道我用過笨拙的詩句歌頌你，

我現在請求你借貸，

做為保證我可以給你一棵榛灌木，

比世界之樹還高還寬廣，

跟我妻子一起坐在克拉拉湖畔，

在這無人創造的湖上，

安靜的流過一艘人造的淺藍獨木舟。

獨木舟的男人放下漿，讓舟悄悄流出河口，

在那兒舟變成一艘飛艇。

飛艇上升飄過市政廳，王宮，整座城市，

往那巨大的榛灌木，

你在那兒可以跳來跳去摘冬天要吃的乾果。

蓋冬天不會停止，

我能不能借你的尾巴幾天

來遮蔽黑暗？　

親愛的松鼠。＃

阿思片斯叢摩1997年1月25日去世。同年底，瑞典學院選出第十二把椅子的院士繼承人魏斯特拜里（Per Wästberg）。2012年12月10日中文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魏斯特拜里為莫言做了精彩的得獎的演說。

一隻在黑暗中發光的山妖（陳文芬書評）

《篡改的命》一只在黑暗中发光的山妖

2015-11-14   新京报

《陳文芬書評》

作者：东西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



   几年前，我在皇家话剧院欣赏瑞典戏剧家导演俄国契诃夫的《樱桃园》，出身舞蹈世家的导演采用半舞蹈半戏剧的形式，重新诠释110年前的经典剧作。有一篇剧评写道：“《樱桃园》诞生在世界剧烈转变的时代：贵族没落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出现了，他们买下贵族的庄园。资产阶级是没有文化修养的暴发户，庄园一到手就砍了樱桃树，这不仅是过去的事，也是瑞典正在发生的事。刚刚兴起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来到瑞典买房产，在首都的近郊盖起大房子，筑起少见的围墙，一个时代剧变又像列火车头轰轰然开来，分秒不差地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三个关键词
    “冒名顶替”、“绝后”与“户口”

    刚刚读完中国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我产生一个联想——这和欧洲的古老童话“换掉的孩子”何其相似！
    欧洲古老的文化有一种童话的叙事传统：一个出生不久、娇嫩可爱的王子或公主忽然无缘无故地消失。或者这个娇贵的孩子长到八岁、十岁，国王跟王后发现孩子好像不是从前的孩子，总感觉到哪儿不对劲儿。人们编造故事说森林的山妖或精灵好久以来闻到人类可爱的宝宝的气味，喜欢他（她）娇憨肥腴的香气，喜欢他们的眼眸神态、喜欢襁褓的棉麻蕾丝衣料，总之是喜欢贵族骄傲的蓝血，为了妖魔的品种得以进化之故，他们换掉了国王的孩子或者偷偷抱走了公主。童话编造的背景一来是贵族的爵位财产世袭制度令他们害怕后继无人，二来是古代的医疗不发达儿童存活率不高，对孩子早夭的伤逝加以美丽的想象，“换掉的孩子”在欧洲不同的语境成为一个想象的童话传统。
    《篡改的命》主人翁汪长尺是农村出来的青年，高考超过二十分被人冒名顶掉大学的名额，父亲汪槐年轻时招考工人也曾遭人冒名，阻挡他到城市发展的前途。有过昔日的教训，父亲到有关单位抗议，意外从高处摔成瘫痪，以后这一家人跟汪长尺的命运就一步一步更加不顺。
    纵横这部小说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冒名顶替”。父子想从农村到城市之路都被冒用名字。汪长尺第二次考试落第到城市打工，第一个工作是冒名顶替有钱人林家柏坐牢，挣了一次丰厚的工资，以后他的命运跟林家柏紧紧相连。先是打工三个月，工人集体被资本家逃欠工资，以后遭遇工伤，打坏了下体。这两回合的资本家都是林家柏。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中国人害怕的“绝后”，以及发展下一代的前途。我的好友美国翻译家陶忘机调侃说，哪一个民族不怕绝后啊，美国人也怕啊。我不嫌麻烦掏出另一个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跟我讲过的话，中国的男作家好关心生孩子的事情，她举例莫言的《蛙》，还有一个海外男作家也写了中国的独生孩子制度。“男作家写生孩子写个不停，女作家却没写。”读了《篡改的命》安娜的话就好像还在耳边回荡。

汪长尺向林家柏索赔得到的只是羞辱：林家柏在法庭放言汪长尺可能本来就没有生育能力，利用工伤来索赔，不如做鉴定，哪知林家柏连鉴定的医生都贿赂了。在这一路求偿的过程当中，除了孟璇曾经是一个试图好意帮助汪长尺的人，其他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善良的。求偿的挫败，给汪长尺带来了“绝种”的暗示。汪长尺偶然认识林家柏的妻子副教授方知之，他暗中调查，发现方知之没有生育能力，方知之对领养孩子的慈善事业很感兴趣。汪长尺想出改变他后代命运的方法：暗中把襁褓当中的儿子汪大志送给方知之，他的孩子终于有了城市的户口，汪长尺自认完成从一家三代务农都无法改变的命运。
    十三年以后，林家柏害怕绝后，跟方知之离婚，打算再婚生子。默默监视林家生活的汪长尺现身警告林家柏，林家柏得知真相，以金钱换取汪长尺的一条命。“冒名顶替”与“害怕绝后”这两个关键词的交错组合，使这本小说变成一个独特的故事。
    故事里头还隐藏一个关键词“户口制度”。中国的“户口制度”正在向好的方向改变，但不可否定，它曾经是个可怕的颈套。
    汪长尺的妻子贺小文一怀孕，两人就决定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使小孩出生就脱离农村的命运。贺小文很快就为了生活加入声色行业，当他们得知没有户口，孩子要读幼儿园也必须缴黑钱。平日缺乏社会沟通能力的“屌丝”汪长尺，忽然变得好像个专业私家侦探，把孩子偷偷送给方知之的那种行为，就好像北欧古代童话森林里的山妖(Troll)，盼望自己的品种进化成为人类。
    风速般的语言流
    写出黑暗中的光
    小说看似编造的事件都使我联想起某些时事。汪槐年轻时招工给人冒名顶替，我想起了莫言的大哥写他们三兄弟从高密农村到城市的回忆录，大哥很杰出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成功离开农村，二哥读到高中体格又好已经录取当兵，从乡下走到城里的路上却被村人告密成分是中农，不该轮到他，资格被取消了……
    当汪长尺答应了林家柏开出价码来买他的命，这又使人想到几年前计算机工厂发生的血汗传闻，传说那些生产在一线的劳动者工作压力太大害了忧郁症，想到家人可得到保险金的赔偿，选择轻生。
    我从前读过东西的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明白他掌握农村生活的写实能力。《篡改的命》他采取一种跟他以前写作不同的技艺，流畅鲜活的语言，在快速推展当中形成一种风速一般的节奏，有几次我很怀疑作者为何要让主人翁使用那么书面或者文青的语言，可是我随着这股语言流，被卷进了汪长尺的命运流沙，很大的原因是汪长尺一直对生活怀抱着天真与善意，他真的很像在黑暗当中发出光芒的一只山妖，把一个“换掉的孩子”的命运演成“交换的父亲”，最后换掉了自己的生命。当汪长尺站在西江大桥的最高处望着滔滔的河水，水面铺满阳光，那一刻我想起汪家父子喜欢背诵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
    新中国建立，打倒地主与资本家，农民起来了。但上个世纪末，新的资本主义的风暴在世界开展以来，中国农村供应了大量廉价的民工人力资本给全球化的工商业运转。以前的地主跟资本家对雇佣的工人还有一种老式的感情，愿意照顾底层阶级。现在新的资本家缺乏这样的品德，他们是随时砍倒庄园樱桃树的那种人，对于自然生物缺乏了善意与感情，民工在城市的角色只能是牺牲者。

在年纪渐长容易为秋天掉叶子感伤的时候，我有时候怀疑自己需要读这样一本已知结局是悲剧的小说吗？尤其像《篡改的命》这种在“引子”大胆告诉读者结局这种写小说的方法，给读者预先的暗示就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疑问“活着，还是放弃？”（To be ,or not to be?）
    余华评论《篡改的命》认为写出“生机勃勃的语言”，这点我完全同意，随后我又读了东西以前的长篇《后悔录》，我终于明白作者掌握小说艺术里纯粹戏剧化的能力，一个单纯的意念反复的诘问，每次的询问，因为语言的艺术的生动，在黑暗当中有如海涛一次次翻覆涌来，水影发出激越的光，互相照耀。就在这样的阅读情绪跟气氛里，汪长尺的悲剧之死使我想起《西方正典》的作者哈洛·卜伦提醒我们：哈姆雷特对于命运的安排也想开了，哈姆雷特说：“死生随意！”（Let it be!）。我终能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不断地想起躲在森林里头暗自窃喜狂欢的山妖童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似乎小说正在预言着什么，究竟在生机勃勃的语境里，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也许正有一部轰隆隆的未来火车开过来了。

偉人的銅像

【2015,03,01】
常常在旅行途中看見“偉人銅像”頂上背上的鴿子糞，日曬雨淋時時變成白糞跡。
斯京公園的雕像奧斯卡王二世是否還憂憤著瑞俄的戰敗？
沒有勳業的皇帝銅像不可騎馬，那個皇帝只能對著俄羅斯的方向，兀自向作古的彼得大帝的幽魂揮劍。
路過公園看見皇帝的頭上站著小鳥，似乎是連鳥兒也知道他不怎麼光采的戰績。
把自己的臉背轉著望向另一個方向。

關於繁體字中文教育的“國際市場”

【2015,02,27 關於繁體字中文教育的“國際市場”】

沒有錯，有一位瑞典的“漢學家”寫了一本「漢字的故事」很受歡迎。在台灣也很受歡迎。我見過她幾次，只是不曾聽她講過一句漢語。她可能不願意在中國人面前講漢語。
事實上，不是只有她一個瑞典人教中文使用繁體字，而是所有的瑞典漢學家在教學上都教繁體字，或者簡體字跟繁體字一起教，因為繁體字不難。
可以說，簡體字的中文教學大概是孔子學院（中國人自己）的“專利”，世界上比較像樣的漢學家不管她（他）是哪一國人差不多都教外國學生繁體字，沒有任何問題。只要他是一個及格的像樣的可以稱上“漢學家”的學者。

那一位寫暢銷書的瑞典“漢學家”是一個高中老師，已經超過八十歲，對中國很有熱情，她在文革時期常常去中國訪問，熱愛四人幫，這在瑞典也不是很稀奇，當時瑞典的知識份子的風氣就是非常的左傾。即使這樣的知識份子也主張教學用“繁體字”。那只不過是證明她確實去聽過瑞典漢學大師高本漢的課，像這樣擁護四人幫的人也熱愛繁體字。這確實是個中文繁體字教學最好的例子。簡體字的歷史不漫長，1958年才開始有簡體字，在此之前人民日報早期的社論都使用繁體字，現在的中國高級幹部要是看不懂一九五八年以前的人民日報的社論寫什麼？那可能是孔子學院的老師們自己的責任。我們對中文的繁體字充滿信心，相信這很容易做到。

大家用不著對台灣的中文的繁體字教學有什麼疑慮。或者認為台灣因此該打敗中國在國際中文教學市場扮演什麼“急先鋒”的角色，“中文教育”或者從事“教育”本身該用平常心，為什麼有些人要去中國學習中文，有些人要去台灣學習中文，有沒有市場競爭？確實有的，前提是外國人學習中文目的是什麼？如果他只是想做生意，只學會簡體字也沒啥關係，如果是認真要學習漢語，做為一個語言學的學者，當然有必要學會繁體字。這個對外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學習語言的正確態度。當然有些所謂的”漢學家“他們做學問只是研究中國跟國際之間的關係，一些只從網路上觀察言論自由、國際政治那種”國情諮商“的外國人只有簡體字的程度，那也屬正常有什麼好強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