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諾貝爾文學獎Herta Muller

作者：陳文芬
本文刊於2009/10/09台灣聯合報
瑞典學院將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荷塔‧慕勒：『用詩的壓縮和散文的客觀性﹐刻畫一無所有者的處境。』
※Herta Muller：『我怕，故我寫作』
荷塔‧慕勒不是一個喜歡接受訪問的作家。她著名散文集《國王鞠躬而殺》二○○七年瑞典文譯本發表時，她到瑞典來清楚表達她對『語言』的看法。她經歷過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經歷過羅馬尼亞獨裁總統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使用大量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的瘋狂恐怖時代，『我不信任語言。語言表述文學與藝術有一定的價值。可是，語言同時也是政府掌控與玩弄人民的工具！』慕勒在學校當老師，二十七歲那年就因為拒絕跟特務合作而遭革職，特務威脅要殺她，禁止出境出書。她好不容易出版頭一本書描寫兒時鄉村生活《低地》，當局勒令刪去一個詞彙是『箱子』，避免叫人聯想到“逃亡”。『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一九八六年慕勒與她同為作家的丈夫華格納Richard Wagner得到出境證，遷往柏林，她一直使用德語寫作，獲獎無數，也在歐洲與美國大學當客座教授。她多半寫她自身經歷的經驗，羅馬尼亞受政治迫害的生活與流亡到德國的生活。
九十年代慕勒退出了德國筆會。兩德統一以後，筆會也合併，慕勒不願意跟前東德的作家待在同一個寫作團體，她批評那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什麼。』慕勒避難到柏林以後，特務還來過騷擾。
慕勒的寫作語言帶著強烈的詩意與拘謹。她的語言有時不好懂得，這必須回溯到她自身的語言經驗，一個出生在德語區的少數民族，一顆隨時要保持純潔語言的心靈，『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在她記憶所及，她不停自問羅馬尼亞為何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也記得家鄉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懼裡生活，『我怕，所以我寫作。』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垮了改變了中東歐的政治大勢，尼古拉‧壽西斯古與他的妻子埃列娜遭到審判槍決。詞語的力量沒有在烙印人的心靈傷痕裡停留腳步，有一回當慕勒看見一個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給你的家具安裝一隻腳！』她驚心地浮現了特務到家裡來時，將廚房的椅子拉進客廳的情景。慕勒從來不尋找寫作題材而是題材找上她，『一個作家要是沒有這種感覺就不要寫作，世界上的書已經夠多了。』她的書寫試圖說服讀者懂得她的經驗，而使人感動。
慕勒今年發表的小說新作《氣的鞦韆》震撼國際文壇。一九四五年斯大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送上開往蘇聯的火車，到集中營做了奴工。慕勒的母親是其中一人，做了五年奴工。慕勒二○○一年起返鄉記錄鄉下還活著的老人，結識曾在集中營生活的德語作家Oskar Pastior，兩人原來合作寫書，二○○六年Pastior病亡，慕勒獨力以小說體完成。慕勒這部小說的寫法一點都不多情感傷，盡管集中營的生活是受困於粗野暴力，但她以平常之筆寫來，集中營竟成為受難者的故鄉。她的詩境散文凝望了恐懼生活的深淵。